转向“专精特新”：金贤敏和他的
资本热恋科学家
本刊记者/彭丹妮
发于2022.3.21总第103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左下方为输入光学部分，右下方为锁相光路，上方共输出100个光学模式，分别通过低损耗单模光纤与100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连接。是电路板焊接得不好。当时负责焊接的是一个博士生，他对此毫无经验。试想如果换一个工程师或技工，也许更擅长做这件事。
郭国平认为，自己创业的根本原因，是像量子计算这样的硬科技领域，并不是把专利授权出去就能自动变为产品，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大量研发和培育工作，需要科研人员的深度参与。另一方面，伴随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市场的变化，资本也愿意参与到这个长周期的事情当中来。
范少华是国内一家著名高校的教授，近两年也创立了一家硬科技公司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刚刚从美国回国、进入大学时，他也没考虑在什么平台进行技术研究，就是打算按照国内学术圈的惯常做法，申请科技部、国家自然基金委等部门资助的项目。但慢慢地，他发现学术界跟产业界脱节比较严重，甚至可以说是“自娱自乐”。比如，一些研究基金确定的研究目标或者指标，其实产业界大约1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，这让他开始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公司的创立上。
有一种现实的担忧是，如果教授出去创业，是否会影响他在学术研究、学生培养上的时间和精力？多位受访教授都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而非CEO。他们表示，现在能兼顾好两者，完成学校授课和科研要求。还有教授选择与产业界的资深商业人士共同创业，后者主要负责公司具体运营和管理，因此，目前还没有感到应对学校考评体系有什么困难。
为了更好地管理，美国顶尖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明确和量化的约束。比如，在斯坦福大学，为了保持研究的中立、避免利益冲突，创业的教职工要遵循一些约定，包括必须将所进行的研究与其公司的业务明确区分开来；教员为其创办公司指导/咨询的时间应当限制在每季度13天以内；教员在公司仅可担任顾问或顾问性质的职位，而不是管理岗位……
高校很难监督一个教师具体在学校工作与个人创业之间的精力、时间分配比重，这带来的后果就是，一些人“赢者通吃”。这在国内外都是普遍难题，但如果卡得太死，又不利于科学家激发创新的活力。
另一方面，能创业的教授通常都是学校里的能人，高校也并不愿意他们流失。因此，目前的考评办法就是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，可以理解为，这是当前中国在亟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宏观要求下，对微观层面一些损失的容忍。
在姚卫浩看来，教师创业未必会耽误他对学生开展的培养工作，通过产教融合，可以让学生与业界有更好的接触，了解产业的最新发展趋势。但也有人担心，一些学生会成为其导师公司的廉价劳动力。
范少华认为，现在还不至于担心科学家的创业风潮影响基础研究，因为这类企业型科学家毕竟还是很少一部分。科研环境应该是更包容的，有些领域，尤其是理工科，恰好适合做技术创新，对他们来说，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在社会上用起来，难道不比发论文更有价值吗？真正需要厘清的问题是，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做怎样的研究，企业又应该做什么研究？二者之间如何结合？而科研评价体系应该如何根据研究的分工进行相应调整？
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教授说，不同的研究应该有不同的评价，但是应用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应该要朝着研以致用的方向前进，解决真需求和真问题，发论文不能“救国”。将应用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时，应该让市场来评判，而不是在学术圈内，靠着人脉和关系，专家之间互相评审、站台，再拉上学术期刊，证明自己做得好，然后再去申请国家资金。
2020年，华为总裁任正非在C9高校校长来访座谈会上发言时表示，大学不要管当前的“卡脖子”，大学的责任是“捅破天”。当然有一部分工科院校可以做这些工程、工业应用的突破事情，但是对于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往“天上”走，不要被这两、三年工程问题受累，要着眼未来二三十年国家与产业发展的需要。
周南嘉认同这种说法，如果某个领域已经完全可以产业化了，高校的研究就很难超过产业界。因此，高校和科研界应该去做那些更加前沿的、最好是50年之内都没有用的东西。
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担心，社会激励科学家创业，长期来看，可能会使得那些需要长期研究的、见效慢的领域被冷落，人们更愿意做那些能够快速变现的研究。
他撰文写道，功利主义评价模式容易对应用研究成果给予高评价，而对基础研究成果给予低评价。研究政策倾斜，带来资源投入的增加，易导致以哄抢资源为目的的投机分子大量无序涌入。这种情况下，漫无目的的、探索事物本质的基础研究，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。
（文中范少华为化名。实习记者余皓晴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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