屈大均曾说：“粤处炎荒，去古帝王都会最远，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。”但对于广东人来说，声教不能先及，反而为繁盛的商业活动创造了有利环境
作者：叶曙明
唐代，东莞沿海一带，形成了靖康盐场、金斗湾盐场、东莞盐场、大宁盐场和归德盐场等众多盐场。唐至德二年（757年），由于金斗湾盛产海盐，人口渐渐稠密，东莞县遂设置香山镇，金斗湾盐场又名香山盐场。可以说，连香山县（今分属中山、珠海市）也是因东莞的盐业而发展起来的。
具有商业头脑的莞人知道，寒耕暑耘的收益，远不及制盐售盐，因此，他们宁愿用白花花的盐，换取白花花的米。这种情形，自秦汉以至清代，都没有改变。唐代以前，东莞食盐主要在岭南地区销售，迨至唐代末年，开始销往五岭以北。五代后汉乾祐二年（949年），兵部侍郎于德辰上封事，便提及“湖南见食岭南盐，请置官纲于湖南立务权（榷）卖”。在《宋史》中，则更有详细的记录：“广州，东莞、靖康等十三场，岁鬻二万四千余石，以给本路（指广东本地）及西路二昭（今广西平乐）、桂州（今广西桂林）、江南之安南军（今江西大余）。”
1887-1901年的东莞
由于农业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不断提高，岭南一些原来贫瘠的地区，也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，并有余粮运到广州出售，再从广州购回食盐转售获利。在《舆地纪胜》一书，便有英德府“巨产之家得米，则南下于广（广州）粜买钞盐以取赢”的记载。当时广州市场的盐，几乎都是东莞出产的。
东莞坐拥几大盐场，就像坐在金山银山上一样。市场货如轮转，江上漕运繁忙。贸易带动丝织业、陶瓷业、冶铁业，以及甘蔗、茶叶、莞香、果木等农业生产，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。用那副家喻户晓的对联来形容当年的莞商：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，也是非常贴切的。无论是在大庾岭的古驿道上，还是从东江入西江，出桂江、漓江，经灵渠入湘江的航道，或入北江，越大庾岭，出赣江，通江西的路线上，都可以看到东莞盐商仆仆风尘的身影。
盐税成为朝廷最重要的财源之一。开宝年间（968—975年），官府在虎门设立了南北两座盐栅，控制盐丁、盐货进出。农桑人家，还有秋收冬藏的季节之分，而盐丁修筑基围，晒沙耙卤，架灶煮盐，却一年四季也不得片刻歇息。
清代的盐引
南宋绍兴八年（1173年），朝廷允许广东的盐九成由官府专营，一成由产盐的州县出售。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，虎门商道更加火旺。据明崇祯朝的《东莞县志》载，早在宋代，虎门已跃居商业重镇的地位，“商户贸迁泉宝，坐获富乐，轻施乐舍，甲于四方”。
东莞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，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它聚拢。许多莞商以经营盐业成为豪门望族。在流传至今的各种史籍中，不乏这类记载：
咸西麦氏家族，因先人曾出任靖康盐场大使而发家，富甲一方；蔡氏家族是长安名门，声名显赫，最初也是在靖康经营盐业，后迁居咸西；北栅凤冈陈氏一世祖曾从事盐政，熟悉靖康场，宋末从南雄迁至大宁北栅，再迁到沙头、归德场涌口里（今沙井）、福永、燕川、海南栅等二十多处地方，世代经营盐业，并得以开村立基，世泽流长。林氏家族从南雄迁至靖康，族人有在广东盐课提举司任职，遂成大族；新安彦氏曾居靖康乌沙桥东，其后世迁往新安，四世祖曾任靖康场大使；沙井新桥村曾氏，南宋初年由广州迁居东莞归德场新桥里，后代开枝散叶，分布于深圳、香港等地。南栅王氏、大宁谭氏、怀德邓氏、赤岗何氏、社岗叶氏等，都是以经营盐业发家。
制盐工场
南宋时，广州市场的盐，几乎都是东莞出产的
东莞人口在宋代急剧增加，厚街、长安、常平、望牛墩、中堂等新城镇，相继崛起于狮子洋边。按照宋代的标准，有三千户就算大县，而宋乾德元年（963年）的东莞，已有超过三万户人家，位列上第（第一大县）。南宋以后，中原难民像潮水般涌来，梅关道上，应接不暇。他们扶老携幼、杖履相随，沿水路逃往清远、南海、新会、番禺、东莞、香山等地。东莞人口激增，对粮食和盐的需求不断增大，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市场的活跃。
人们恒说，经济促进了文化的繁荣。其实很难说是谁促进了谁，经济本身也是一种文化。文化在学术上有两百多种定义，但可以归纳为一个意思：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，是一种价值体系。它建立在不同地区、不同族群，甚至小至村与村、人与人的交流之上，没有交流就没有文化，而商业就是最普遍的交流形式之一。虽然儒家传统看不起商人，但日常生活谁也离不开商业。商业首先聚拢了人气，海内外商贾咸集，市场繁荣，人口增加，愈来愈多的城镇随着商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，交流日益频密，一种有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，就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浑然自成。
蒙元时代，东莞有靖康、归德、东莞三个盐场。迨至明代，官府规定，靖康场所产的盐，三成归官仓，七成归盐商出售。通常由盐商到盐场收购，再转运到广州，销往各地市场。这些官盐经过转运，运输成本加上苛捐杂税，价格高昂，外地不产盐，再贵也要买，但东莞遍地是盐，只要舀一勺海水，烧一束茅草，就能煮盐，谁肯花冤枉钱买官盐？于是便造成了私盐泛滥。
虽然官府把贩卖私盐悬为厉禁，但利之所在，人们生死以赴。据地方志记载，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莞邑私盐充斥，石龙一带，“盈千累万，公然摆卖，有力之家，趸积兴贩，充赚邻邑”。后来在虎门镇留下一有条叫“思贤冲”的街道，据说原名“私盐涌”，就是因昔日是一个非常红火的私盐市场而得名。
这是哪里？东莞人知道
盐商为了多销售，各出奇谋，甚至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商业官司。东莞京山种了不少青榄树，果实通常用来腌制凉果，有消痰止咳、去喉热和助消化之效。每逢收获季节，各地的商贩便云集京山，收购青榄，运回各乡进行腌制加工。商人沉德成看准这个机会，在榄贩必经之路的峡口设立巡船，每百斤青榄硬性配售四斤渔盐，逐年递加至七八斤。承办京山子埠的商人王霭佳更是狮子大开口，加到十二斤，吓得人人却步，不敢到京山收购青榄，造成青榄滞销。后来，一批青榄种植户愤然把盐商告上县衙和府衙，经过几年的调查、核实，最后官府判盐商败诉，下令撤去京山子埠和巡船。
这一案例告诉我们，无须拔高商人，赋予他们不真实的道德光环，但也无须刻意贬低商人，以为世界上无商不奸。其实精明的商人都是算盘子上不饶人的，逐利是其本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商人逐利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，关键是要有健全的监督机制。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，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，也有助于保障市场的健康发育。在这一点上，受理青榄种植户投诉的县衙、府衙，做出了正确的判决。
屈大均曾说：“粤处炎荒，去古帝王都会最远，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。”但对于广东人来说，声教不能先及，反而为繁盛的商业活动创造了有利环境。声教所灌输给人们的，无非是“治国之要，故令民归心于农”，“示民以利，则民俗薄”一类重农抑商的观念，但这类观念，在莞商之中，却没有什么共鸣。清代东莞石涌文人吴濂在《宝安杂咏》竹枝词里，有一首写道：
农桑不事最清闲，
蛋浦蚝田日往还；
叠屿鱼鳞三十六，
盐花白到大奚山。
当时东莞、新安交界海湾一带、与龙穴洲相近的沙井海面，是养蚝区。蚝长在石头上，相互重叠，形如小山。而大奚山即今香港大屿山。从竹枝词可以看出，东莞人非常善于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，开发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，如养蚝、制盐等，而不愿从事效益较低的农业。其实，这也是生活在珠三角的广东人一种普遍的取向，他们很早就认为，在七十二行中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广东的商业特别发达，并非误打误撞，乃地理气候、文化历史、族群心理，天然形成，有自来矣。
读本号文章，品广州往事：
曾经世外桃源的基立村
记忆深处的东风路
白沙居：曾是长夜里的一盏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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