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如何向商人出售官爵：汉武帝即位后，朝廷频繁对匈奴用兵，国家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，郎官是啥级别？就是给皇帝打杂；汉灵帝的卖官如何败坏朝政
卖官鬻爵，一向被老百姓深恶痛绝。从古代到近代，这个恶习在中国的官场上未曾禁绝。
人们通常认为，卖官鬻爵是纲纪败坏，王朝衰落的标志。这很好理解，把官位做成买卖，这说明啥，朝廷没钱了嘛，只好让三教九流凭票入场，谁给的钱多，谁的官儿越大。你说官员的素质会好吗？
不过有的时候，卖官不见得一定是坏事。在某些特殊的时期，它甚至有助于王朝的发展和稳定。
此话怎讲？让我们来看看汉朝最著名的皇帝——汉武帝是怎么做的。
1/3 汉武帝如何向商人出售官爵
汉武帝即位后，朝廷频繁对匈奴用兵，国家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。
西汉自文景之治以来，政府与民休养生息，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。这就给汉武帝发动对外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所以从一开始，汉武帝就考虑用政治手段获取社会资本。其中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出售官爵。
最初，汉武帝所卖的官位总共有十一级。五级以上，朝廷会优先考虑聘用。等级最高的，可授予郎官一职。
郎官是啥级别？说白了，就是给皇帝打杂。混得好的还能往上爬，成为皇帝的顾问或者地方官。混得差的，就只有帮皇帝看门或驾车的份儿。
通常情况下，能凭借资产当上官的人，在朝廷里只能当个小官，地位也不高。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？大约从汉武帝统治的中期开始。
战争让政府不堪重负。为了填补财政窟窿，汉武帝决定对商人阶层采取高压政策。
首先是课以重税。政府规定，对商人征税，以每2000钱为单位。而对于普通手工业者，则以每4000钱为单位。不仅如此，商人的税率是普通人的2—5倍。另外，商人的日常经营用度，包括舟、车、马匹等税目，也比普通人要高。
这还不算，为防止财务造假，汉武帝还对隐瞒真实收入的行为加以严惩，同时对举报者予以重赏。这便是著名的“告缗令”。
若有人瞒报或漏报财务状况，不仅会被没收全部财产，还会被发配边疆。而举报其瞒报漏报的人，则可分得被举报者一半的财产。其结果你能想象，朝廷通过“告缗令”，没收了数以金额的财产。
除此之外，汉武帝还通过实施盐铁专卖、均输法、平准法等措施，有效打击了工商业阶层，经过这番折腾，但凡有实力的商人，几乎都破产了。
但是汉武帝也知道，朝廷对商人过度压榨，势必会引起他们的不满。为了补偿商人，汉武帝决定进一步出售官爵，用政治权力来拉拢他们。
在此基础上，汉武帝重用了一批商人，给他们高官厚禄，让这群人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命。
有个叫孔仅的人，他曾在中原一带经商，赚了不少钱。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，他给朝廷捐了不少钱。由于精通生产，汉武帝授予其“大司农”的职位，主管国家经济命脉，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部长。
还有个叫做东郭咸阳的官员，做官之前也是做生意出身，后来也担任了“大司农”。汉武帝对他们委以重任，显然是想利用他们的商业才华，为政府经营产业，增加收入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汉武帝所出售的岗位是有局限性的。他们要么比较低级，要么对专业能力有一定要求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汉武帝聘用的商人，多为“技术官僚”。他们主要是承担执行的任务，不参与高层决策。
汉武帝无愧为政治高手，他很懂得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人。商人精于算计，就让他们为自己赚钱。而其他重大决策，哪怕与经济相关，汉武帝仍交给系统里的官僚。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财政大臣桑弘羊，就是从侍中做起，一步步官至御史大夫的。
其实，卖官并未被汉武帝作为主要的敛财手段，充其量只是辅助手段。它的政治意义其实比经济意义更加明显，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2/3 汉灵帝的卖官如何败坏朝政
如果说汉武帝通过卖官巩固了权力，那么东汉末年汉灵帝的卖官，则把官僚政治最糟糕的一面展现地淋漓尽致。
东汉后期宦官擅权，党争不断，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不过，这些对帝国的最高统治者——汉灵帝刘宏好像都不算个事儿。在位期间，汉灵帝相继修建了三处皇家花园，他的亲信像一只只吸血虫趴在帝国的躯体上，贪婪地搜刮钱财。
汉灵帝卖官在历史上可是出了名的。他曾在西苑开了一个市场，将官位公开叫卖。其中，三公之一的价格为1000万，九卿之一的价格为500万。三公和九卿，那都是汉朝地位最显赫的一群官职。
当然，尽管官位明码标价，但在具体交易的时候仍旧因人而异。比如，倘若你和皇帝关系比较熟，或者大家都觉得你人不错，价格可以优惠，最多时甚至能打五折。
除了朝廷要员的职位可以出售，其他的像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等级别较低的职位也频繁交易，汉灵帝把东汉朝廷变成了一座菜市场。
当时有个叫崔烈的官员，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幽州的名士。崔烈本人也在朝廷当官，做过太守和廷尉。
然而，这个崔烈还想当更大的官儿，目前也只有三公里头能给他挑一个了。于是，他花五百万买了司徒一职。
司徒，就是前面说到的“三公”之一，另外“二公”是司马和司空。司徒在汉代是管民政的，地位相当于丞相，差不多就是政府的二把手。
崔烈如愿以偿，汉灵帝却有些不高兴了。倒不是因为他觉得崔烈当司徒不够格，而是他后悔价钱让得太多了。
汉灵帝曾向大臣抱怨，说自己当初若坚持不让价，如今就有一千万到手了。
皇帝把官职卖给大臣，还得和对方讨价还价。如此一来，大臣竟成了皇帝的客户，若一切职位可用金钱来衡量，皇帝作为官员人事任命的最高仲裁者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
其实崔烈这个人并不坏，他曾是地方名士，蜚声海内。但也正是这次买官，把他的声誉彻底葬送了。
有一次崔烈问他儿子，我现在位居三公之一，天下人是怎么评价我的呢？
儿子毫不客气地答道：您年轻时以英明著称，以前当官的时候，大伙都说凭你的能力，完全有资格位列三公。可现在倒好，因为你的位子是买来的，天下人都对你大失所望！
最后，儿子还不忘补一刀：现如今，大伙儿都嫌你有铜臭味儿！
这对崔烈是天大的打击，身为名士，崔烈是爱面子的人。他花钱购买司徒一职，也不见得完全是出于虚荣心，他可能确实想施展自己的才能。可事已至此，别人并不这么看，可见汉灵帝的卖官行为，在当时是何等的不得人心。
汉灵帝卖官鬻爵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，是很多明明有能力的官员，就因为没钱买官，因此始终得不到升迁。这就导致了“劣币逐良币”的出现，使得东汉末年的官场大面积腐败，几乎要烂到根子里去了。
更有甚者，买官直接变成了一种强制行为。有一个叫司马直的人被任命为钜鹿太守，却在上任前被要求交出三百万，否则就让别人去当。司马直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又不愿意剥削百姓，就只好吞药自杀了。
这就是汉朝穷途末路时的景象，这样的王朝不灭，实在是天理难容。
3/3 总结
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奇怪。同样是卖官鬻爵，为何汉武帝与汉灵帝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效果？
当然，有人说汉武帝有雄才大略，汉灵帝只是一介庸主，两个人怎么能放一起比较呢。话虽没错，不过，如果我们仅仅把历史问题归结于当事人的好坏，未免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。
首先，汉武帝卖官，动机与汉灵帝不一样，尽管都是为了扩充钱袋子，但他还有别的目的，就是拉拢商人阶层，优化官僚队伍，在削弱商人经济实力的同时，赋予其政治地位。
汉武帝的高明之处在于，既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，又让自己获得了工商界的支持。之后他就开始树典型，前面提到过的孔仅，东郭咸阳等人，都深得汉武帝的赏识和信任。
汉武帝时代，地方豪强尚未形成气候。商人虽富甲一方，却无法凝结成强大的政治力量，这给了汉武帝实施“胡萝卜+大棒”政策的机会。
可到了西汉后期，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，政府对工商业不再抑制。官员、商人、地主逐渐合流。到了这时候，朝廷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就不如汉武帝时期了。
到了东汉之初，地主庄园经济兴盛，地方豪强纷纷崛起。统治阶层基本上已经被权贵集团瓜分，汉初那种平民社会的流动性渐渐失去，社会已呈现出”板结化“的趋势。
在汉灵帝的时代，官僚系统已经被世家大族把持了上百年，他们有钱有势，能左右朝政。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通过宦官和外戚来制衡他们。东汉后期的党争之祸与宦官乱政，根子就出在这里。
因此，汉灵帝卖官，与汉武帝有个显著的不同，他针对的对象是在职官员，而非社会商人。
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官僚和地主已经成为一体，皇帝要钱，不必再伸手向社会去要，直接从系统里攫取就行。
这个区别看似不大，实则对两汉的统治根基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对汉武帝而言，卖官不仅是用来提高收入的经济手段，还是一套政治手腕。通过卖官，汉武帝实现了从资本到权力的高度集中，还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人才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汉武帝的卖官政策是成功的。
而卖官对汉灵帝而言，仅仅是作为摇钱树。因为到了他的时代，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或者确切地说，就掌握在官员和大族的手里。皇帝想赚钱，其实比以前容易了，不必再想方设法拉拢外部势力了。
一个是将系统外的资源引入系统内，使系统得到了优化和扩充。一个是将系统内的资源进行再分配。结果就是，前者缓和了矛盾，后者激化了矛盾。前者构建了新秩序，后者则败坏了旧秩序。汉灵帝死后，天下随即分崩离析，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。
我们讲了汉朝两位皇帝卖官的故事，其实是想提醒大家，我们该如何看待规则。
中国人做事不喜欢拘泥于规则，我们欣赏灵活变通。正所谓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。凡事按规矩办，会被人当做迂腐和死板。
对规则的灵活运用，其实是一件好事。死守教条，是无能和懒惰的表现。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，往往都是改进规则的高手。
但任何规则都是有边界的。它不仅得有助于系统和大局，还得让每一个参与者明白，何时进，何时退，这是规则能否获得信任的关键。好的规则，既能带动全局，又能让人懂得敬畏它的边界，这值得每个管理者加以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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