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为什么要创设经济特区；深圳的经济特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：当时，深圳顶着特区的名头，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这里；深圳的发展一枝独秀
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邓小平总结“十年”悲剧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规划了一张崭新的蓝“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，可以从一个地区、一个行业做起来，逐步推开，中央各部门和当地政府都要允许、鼓励它们的发展。”
邓小平还特意指出，中央没有钱资助，但是可以提供政策，就让各个特区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此后，中央就发展了4个经济特区，但在政策相同的情况下，深圳的发展却最为瞩目。
那么，在这4个特区中，为何深圳发展的最好？它是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？
中国为什么要创设经济特区？
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希望经济特区能够成为中国市场的“试验场”，向发达国家、地区开放“窗口”，使深陷泥潭的中国经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，并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出一条新路。
但中国不仅面积大，城市的文化、发展、人口变化也大，如果全国统一实行同一发展标准，必然会出现“水土不服”的现象。
这时候，率先发展几个环境不同、文化不同、地理位置不同的经济特区，不仅能小成本试错，若是发展得好，更能从中吸取经验，再结合周边地区的特殊性进行套用，大大减少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。
而且，特区内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，也得到了政府批准的“特殊政策”。
在一定时间范围内，中央给予它们在税收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等方面享受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，尽可能帮助特区发展市场经济，等他们发展起来，再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。
在大力度优惠政策下，许多外企、国企纷纷在特区内修建专业厂房，聘请当地百姓当员工。例如以任正非为代表的华为，以马化腾为首的腾讯，王传福的比亚迪等国企都赶上了好政策而蓬勃发展，外国的可口可乐、肯德基等品牌也是在这个时候入驻中国的。
1987年11月,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开业
邓小平曾经说过：“很多人都怕我把经济特区搞成资本发展，但它是‘政治改革’而不是‘政治特区’，只是多了一些优惠政策，依旧是要遵守法律的。”
其实，他老人家也很明白，只搞经济体制改革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，就是治标不治本，哪怕这个地区真的发展起来了也不能将富裕延续下去，所以他才运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。
事实证明，邓小平的理论是正确的，兴办经济特区，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大措施，不仅加速了部分地区的发展，也带动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市场。
除此之外，特区的发展还能推动对港澳台地区的和平统一工作。
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中国正处于恢复阶段，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用“一穷二白”来形容，吃个窝窝头都要考虑要不要掰成两半留到下一顿。
广东、福建的群众过着苦哈哈的生活，可不远处的港澳台却发展飞速，逐步跨入现代化，生活水平不止好了一层。
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，也为了缩小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差距，在沿海地区创建经济特区带动内陆大战，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国家和平统一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
深圳的经济特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？
在改名为深圳市之前，这块小地方还只是穷困潦倒的宝安县。但这个小地方也曾辉煌过一段时间，在宋朝时，宝安县盛产食盐、香料等价格稍高的商品，并通过南方海路贸易运输至全国，人民生活还算富裕。
但到了清末，由于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了众多不平等的条约，又是赔钱又是割地，原属于新安县（清朝的叫法，就是宝安县）的3076平方公里的土地中，就有1055.61平方公里脱离管辖，宝安县从此与香港划境分治，两岸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此后，宝安县的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苦日子，直到新中国成立，他们才安定下来。可宝安县的发展太慢了，毫不起眼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，许多青年都离开老家，远赴他乡谋生存。
八十年代的宝安县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河之隔的香港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去处。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和生存压力，许多人不考虑自身安全，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。
但这一现象并不是靠政府宣传和部队管理就能解决的，正如邓小平所说的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”。想要留住人，就只能让宝安县赶快富起来。
1979年3月5日，宝安县正式改名为深圳市，并逐步升级为副省级城市。很快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4个地区被选为试办特区，深圳人民想要实现富裕生活的心愿也将要实现。
1980年8月26日，在万众瞩目的期待中，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正式诞生了。全国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个“新生”的幼儿的身上，期待它早日茁壮成长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。
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自然也十分关注深圳的变化，他指出：“特区可以自己做适当的决定，但办法和步骤要服从中央的调整，步子可以走慢一点。”
深圳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扒房建新楼，那时的特区工人每天要做的就是“铺摊子、搭架子、打基础”。但这其中却遇到了许多不可控的阻力，摆在首位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处理规划地区的坟墓和老屋。
在那时的文化思想里，祖坟是先祖灵魂的安息地，要是挪走了，祖宗就是孤魂野鬼“找”不到回家的路，这是懈怠先祖要遭天打雷劈的。祖屋就更不用说了，拆了祖屋就是要了他们的命。因此，施工现场一度发生打斗事件，工程陷入停滞状态。
当时，深圳顶着特区的名头，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这里，要是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对于特区的发展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。
因此，深圳市的每个领导身上承担着很重的压力，但为了推进经济特区的发展，他们还是组织人员在社区进行宣传，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多次找那些反对的人交谈，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，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不少让步。经过深圳市领导班子不懈的努力，基建工作才重新动工。
解决了最基本的建筑问题，就要开始考虑如何构筑海、陆两路的运输通道了。既然中国想要将深圳这张名片推向全世界，那必然要有推出去的通道，运输就成了首要关注的地方。
特区建立之初，深圳全市只有一条广深铁路单线，承担了客、货运输功能。但随着深圳人口的增加，单线铁路出现了明显的运输滞后现象。
为了促进发展，特区的工人们挽起袖子、扛着锄头，夜以继日地在工地上铺设铁路。在那个技术不发达的时代，几乎所有的重件都靠人工搬运，想要修好一条质量过关的铁路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可中国人民是不怕吃苦、勤劳勇敢的，遇到问题我们会迎难而上。所以深圳不光建成了铁路，还超标修建了公路，为自身的发展打好了基础。
其次就是，作为一个华南地区的沿海城市，深圳自身拥有海岸线长达260公里，是个天然的港口。因此，深圳既可以通过驳船向广州、佛门、中山等众多地区运输集装箱，也可以与印、巴等较近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交流。
于是，招商局陆续修建了蛇口港、赤湾港等，深圳港自此具备远洋运输港的功能。与此同时，相继有大型散粮码头、东角石油码头等码头的建设，奠定了深圳港作为华南远洋运输港的地位。
经过多年的坎坷历程，深圳的经济发展终于有了起色。1979年，刚建市的深圳的生产总值还只有1.96亿元，但到了1989年，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15.66亿元。
这段时期内，深圳国贸大厦建设“三天一层楼”,深圳大学当年建设当年招生,创造了“深圳速度”。并在国内第一个创建了保税工业区和科技工业园,成为国内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城市。
邓小平都曾夸奖过：“深圳搞了七八年了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”
自身发展的好了，企业也会借力起飞。中兴、华为、顺丰、腾讯等等知名企业，到现在也依旧发展的非常好，并且正在逐步将业务扩展到国外。
深圳的发展一枝独秀
众所周知，当年的经济特区一共有4个，那为什么只有深圳遥遥领先呢？简单来说，主要有三个原因：
首先，深圳在广东珠三角核心口岸地带，拥有一流的深水良港。从古至今，沿海就意味着有更大的优势。而且，深圳不仅可以对外输出，也可以对内交流，在交换物资的同时，能够提升自身的综合条件。
同时，深圳在地理上比邻香港，在某些方面，可以直接套用香港的发展路程。而且两地相隔只有一条河，香港的经济可以刺激深圳的发展。
其次，深圳拥有强大的包容能力。深圳市第一任市委副书记从佛山调来后，面对的是成百上千个无人村。哪怕留下来几个人也是没有劳动力的小孩和老年人，只有沿河的村落还有一丝烟火气，可那里的青壮年却是白天去香港，晚上过河回。
但正因如此，深圳能够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。当时，几乎所有的民工都不是本地人，但只要肯吃苦、有能力，那就没有人在乎你从哪里来，肯为修建城市出力，那你就是城市的一员。
直到今天，深圳依旧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城市。如果你走进一个企业，告诉老板你能给公司带来多少利益、有什么要求和条件，符合公司标准的话，那老板一定会留下你。
最后，合理利用优惠政策也是深圳的高明之处。俗话说得好，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。深圳通过不断地壮大和发展，本身已经具有了实力。那么，在税收低于其他地区且引进技术高于其他地区的情况下，商人自然会选择来这里发展。
怀揣着“发财梦”的人们前仆后继地涌向深圳，给这里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动了生产和消耗，助力深圳更加繁华，也就会更加吸引外地的务工人员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40多年过去了，深圳再也不是那个“脏、乱、差”的小县城了，它已经成长为中国的一张名片，向世界展示着它的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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